二月的第二个星期，即他们死别之前大约一个月，珀森一家飞越大洋，前往欧洲小住几日：阿尔曼达要去比利时的一家医院看望她濒死的母亲（这位孝女来得太迟了），休则是遵公司之命，要去拜访R先生和另一位也住在瑞士的美国作家。
一辆出租车开到韦尔塞斯北面R先生又大又老又丑的乡间别墅前面，休下车时，雨下得很大。他沿着一条砾石小路往上走，两旁都有冒泡的雨水形成的小溪流。他发现前门半开着，他在门口地垫上跺脚擦鞋底时，看到朱莉娅·穆尔背冲着他站在门厅里的电话桌旁，心里觉得既搞笑又惊奇。此时她又和过去一样，头发做成发梢向内拳曲的齐肩发型，穿着和过去一样的橙色上衣。他刚擦完鞋底，她放下电话听筒，立即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姑娘。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，”她说道，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紧紧盯着他。“塔姆沃思正在摩洛哥度假，我是来替他的。”
休·珀森走进书斋，房间里配有很舒服的家具，但显然是老式的，光线严重不足。一排排的百科全书、辞典、各种指南，还有作者保存的自己的书的各种版本和译本。他在一张低背安乐椅上坐下来，从公事包里取出一份待讨论的问题清单。两个主要的问题是：如何改变《多种喻义》打字稿中读者一看就知道所指是谁的某些人物？这个在商业上肯定行不通的书名该怎么处理？
俄顷，R先生进来了。他已经三四天没有刮胡子了，身穿可笑的蓝色工作服，他觉得这样便于他把各种写作使用的工具带在身上，如铅笔、圆珠笔、三副眼镜、卡片、大夹子、橡皮圈，还有——不让人看见的——匕首；几句客套话之后，他拿出对准我们这位珀森。
“我只能再重复一遍，”他说道，瘫坐在休让出来的一把扶手椅里，示意他坐对面的另一把相同椅子，“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，而是多次了：你可以改变一只猫，但是你不能改变我笔下的人物。至于书名，它可是‘隐喻’这个词的极为体面的同义词，再野的骏马群也无法把它从我身子底下拉走。我的医生让塔姆沃思把我的酒窖锁上，他照办了，还把钥匙藏起来，锁匠在星期一之前无法复制一把。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太高傲，不肯将就买村里的廉价酒，这样我能拿出来请你的——你提前摇头，你做得很对，孩子——就只有一罐杏汁了。现在请允许我对你谈谈有关书名和诽谤的问题。你可知道，你给我的那封信把我的脸都气黑了。我被指责轻视次要人物，可是我的次要人物是碰不得的，如果你允许我用一个双关语的话。”
他接着解释说，如果你的真正的艺术家选择了以一个活人为基础写出一个人物，那么任何意在伪装那个人物的重写就等于毁坏了那鲜活的原型，你知道，这就像用一根针刺穿一个小泥娃，隔壁的小姑娘立马死掉一样。如果作品是唯美的，如果作品中不但有水，而且有酒，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懈可击的，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不堪一击的。说它不堪一击是因为，当胆小的编辑让艺术家从“苗条”变“肥胖”或者从“棕色”变“金黄”时，他既损毁了形象和容纳形象的神龛，也损毁了神龛周围的整座教堂。说它无懈可击是因为，无论你如何大刀阔斧地改变形象，凭着留在故事结构中的伤痕的形状，其原型仍然可以辨认出来。而除了这一切之外，他被指控把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那些人根本无所谓，他们不会主动出来对号入座，表示愤怒。实际上，正如法国人所说的，他们在文学沙龙里听到旁人的议论，会采取心照不宣的态度，而且颇为得意。
书名——《多种喻义》——的问题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。读者没有意识到书名有两类。有一类是书写出来之后，由笨蛋作者或聪明出版商拟就的。那只不过是粘贴上去的一个标签，再用拳头的侧面抚平。最差的畅销书书名，大多属于这一类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类：书名就像一个水印，全书自始至终都能看得出来，它是与书同时诞生的，是作者在成年累月一页一页的写作积累过程中早已习惯了的，与全书的每一个部分和整体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的关系。不，R先生绝不可能放弃《多种喻义》这个书名。
休斗胆提出，为发音方便，可以用“l”代替三个“t”中的第二个
“纯属无知，”R先生叫喊起来。
他那位小个子漂亮秘书脚步轻捷地走进来，提醒他不能激动，不能太累。那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吃力地站起来，颤颤巍巍，龇牙咧嘴，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。
“就这样吧，”休说道，“我回去一定告诉菲尔，对于他提出的两个问题，你的立场是多么坚定。再见吧，先生，下个星期你就能收到封面设计的样张。”
“再见，再见，”R先生说。